从1927年特科成立到1949年建立政权，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持续的情报渗透，涉及的关键人物、方法手段及其历史影响。



听风者：1927-1949中共对国民党情报渗透的无声战争

摘要：在血与火的武装斗争之外，中国近代史的走向深受另一场无声战争的影响——情报战。从1927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以其惊人的远见、严密的组织和无畏的牺牲精神，成功地对国民党党、政、军、特等核心系统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渗透。这条隐蔽战线上的“听风者”们，以其智慧和勇气，在关键时刻窃取了决定性情报，深刻地改变了国共两党的力量天平，最终为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本文将以时间为轴，详细剖析这一时期中共情报渗透的脉络、关键人物、手段及其对历史的深远影响。

第一章：肇始与奠基（1927-1931）：中央特科的利刃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共中央机关被迫转入地下。血的教训让中共领导人深刻认识到，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情报保卫机构来应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在此背景下，由周恩来亲自筹建并领导的**中央特别行动科（简称中央特ко）**应运而生。这是中共情报事业的肇始，也是一把插入敌人心脏的利刃。

组织构建与早期运作：

中央特科下设四个科：一科（总务）、二科（情报）、三科（行动，俗称“红队”或“打狗队”）、四科（无线电通讯）。其核心任务是“保卫自己，侦察敌人，惩办叛徒”。特科的情报工作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几个关键原则：

精干主义：成员选拔极为严格，要求政治绝对可靠、业务能力强、具备在复杂环境中生存的技能。

深入核心：目标明确，即打入国民党的要害部门，而非满足于外围信息。

单线联系：建立严格的保密制度，情报人员之间横向不发生联系，只对自己的上级负责，最大限度地防止因一人暴露而导致整个网络被摧毁。

“龙潭三杰”：中共情报史上的第一次巅峰

中央特科最辉煌的成就，莫过于成功策反并安插了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三人进入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这三人被周恩来誉为“龙潭三杰”，他们的潜伏是中共情报工作早期最惊心动魄的篇章。

钱壮飞：作为三人中的核心，钱壮飞凭借其多才多艺和机敏的处事能力，赢得了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的绝对信任，一路高升至其机要秘书。这个职位让他能够接触到国民党特务系统的最高机密。

李克农：在上海主持一个无线电管理局，为中共与各地红军的通讯提供了极大便利，同时负责与钱壮飞、胡底进行情报传递和协调。

胡底：被派往天津，担任“长城通讯社”社长，以此为掩护，在国民党华北党务系统中收集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这套“铁三角”情报网的运作方式堪称典范。钱壮飞在南京获取的情报，会以“表兄”的口吻写信给在上海的“弟弟”李克农；胡底在天津的情报则通过新闻电讯的方式发给李克农。他们犹如一个精密运作的机器，源源不断地将国民党的核心机密送往中共中央。

力挽狂澜：顾顺章叛变事件

1931年4月24日，中央特科负责行动的三科科长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作为中共情报和保卫工作的最高负责人之一，顾顺章掌握着中共中央在上海几乎所有核心机关和领导人的住址。他要求面见蒋介石，并扬言三天内就能将中共中央一网打尽。

武汉方面连发六封绝密加急电报给南京的徐恩曾。当晚，正在值班的钱壮飞提前截获了这些电报。在破译电文后，他惊骇万分，意识到中共中央正面临灭顶之灾。在这生死关头，钱壮飞展现了超凡的冷静和决断力。他立刻让女婿连夜从南京赶赴上海，向李克农和陈赓发出警报。

当李克农找到周恩来，将这一消息告知时，距离顾顺章抵达南京指认仅有几个小时。周恩来果断下令，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驻上海的机关立即进行全面转移。当国民党特务按照顾顺章的指认前来搜捕时，早已人去楼空。

钱壮飞、李克农、胡底的这次行动，挽救了整个中共中央。周恩来多年后仍心有余悸地说：“如果没有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人早就不在了。” “龙潭三杰”的传奇，不仅是中共情报史的丰碑，也确立了中共情报工作“打进去、拉出来”的核心战术思想。

第二章：蛰伏与布局（1931-1945）：抗日烽火下的深远谋篇

随着中共中央转移至江西苏区以及长征的开始，情报工作的重心也随之调整。一方面，军事情报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另一方面，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可以合法地、半公开地将其人员派驻到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区域，进行长期的战略性布局。

这一时期的情报工作由**中央社会部（中社部）**接管，其负责人包括康生、李克农等。工作特点从早期的城市特工行动，转变为更为系统化、长期化的“闲棋冷子”策略。

“闲棋冷子”的战略

周恩来曾将这一时期的情报工作比作下围棋，要善于布“闲棋”。即在当下看似无用的位置安插人员，不求短期回报，而是着眼于未来十年、二十年的战略价值。这些潜伏者往往以普通职员、学生、商人的身份融入社会，在平静中等待被唤醒的时机。

期间关键人物的潜伏案例：

熊向晖：1937年，周恩来亲自挑选了年仅18岁的清华大学高材生熊向晖，指示他报考胡宗南的随营军校。周恩来对他的指示是：“不求一鸣惊人，只求能够站稳脚跟。” 熊向晖凭借其出色的才华和沉稳的性格，深得蒋介石心腹大将胡宗南的赏识和信任，最终成为胡的机要秘书。在长达十余年的潜伏生涯中，熊向晖一直没有传递过一份具体的情报，完全遵循“闲棋冷子”的原则，直到内战爆发的关键时刻才被激活。

沈安娜：1938年，经中共地下党安排，速记能力出众的沈安娜成功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担任速记员。由于工作出色，她很快被调至国民党决策的核心——国防最高委员会，长期为蒋介石、宋美龄、汪精卫等高层记录会议。从1938年到1949年，沈安娜在国民党的心脏里潜伏了11年，被称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她将国民党历次重大会议的决策、军事部署、高层间的矛盾等大量绝密情报，通过巧妙的方式传递出去。为了保护她，中共中央同样采取了极其谨慎的单线联系，并指示她在非必要时可以中断联络，以潜伏为第一要务。

阎宝航：作为一名公开的社会活动家，阎宝航与国民党上层人物宋子文、陈立夫乃至蒋介石夫妇都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周旋于重庆的政治舞台，获取了大量战略级别的情报。其中最著名的有两件：

1941年，他提前获取了德军即将全面进攻苏联的准确日期，并通过延安将此情报转交苏联，为苏联的战备赢得了宝贵时间。

1944年，他获取了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全部兵力部署、设防计划等详细情报，同样转交苏联。这为后来苏联红军迅速击溃关东军、加速日本投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一时期的渗透，方式更为多样化，手段也更为隐蔽。中共利用民族大义的旗帜和抗日统一战线的合法外衣，成功地将一大批精英人才安插到了国民党内部。他们不仅是情报员，更是战略棋子，其价值在即将到来的解放战争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第三章：决战与巅峰（1945-1949）：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关系迅速破裂，内战全面爆发。中共在过去近二十年里布下的情报网络，在此时进入了收获期。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中共情报人员，尤其是身居高位者，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决定性的支持。毛泽东曾盛赞：“情报工作是革命战争的耳目、尖兵和参谋。”

“前三杰”与“后三杰”

如果说“龙潭三杰”是中共情报工作的开创者，那么解放战争时期活跃在国民党军政核心的郭汝瑰、刘斐、熊向晖（被称为“后三杰”，与“前三杰”呼应）等人，则是将情报渗透推向巅峰的代表。

郭汝瑰：最大的“共谍”

郭汝瑰，时任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厅长，后升任兵团司令，是蒋介石和陈诚面前的“红人”，直接参与制定几乎所有重大战役的作战计划。然而，他却是中共安插在国军最高指挥系统中最重要的一枚棋子。
方式手段：郭汝瑰利用其职务之便，将国民党军队的兵力部署、进攻路线、后勤补给等最高机密，整理成情报后，由专人（任廉儒）送到中共联络点。为了避免暴露，他甚至从不与中共方面直接见面。

关键作用：

孟良崮战役：他提供了国军整编74师的进攻计划和兵力构成，为解放军全歼这支“王牌军”创造了条件。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作为作战计划的核心制定者之一，郭汝瑰的桌上放着国军的全部作战方案，而这些方案几乎同时也会出现在解放军的指挥部里。他甚至能巧妙地影响国军的决策，诱导蒋介石将部队调往于解放军有利的战场。例如，在淮海战役（国民党称“徐蚌会战”）中，他力主在徐州与解放军决战，促使国民党将主力部队集中于不利地形，最终导致被分割包围、悉数歼灭。

策动起义：在解放军渡江后，郭汝瑰被任命为72军军长。1949年12月，他在四川宜宾率部起义，为解放军和平解放大西南作出了贡献。
郭汝瑰的存在，使得国民党在军事指挥上完全处于“单向透明”的状态，蒋介石的每一步棋都在中共的预料之中。

刘斐：隐蔽的参谋次长
刘斐，时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地位与郭汝瑰相当，同样是核心决策者。虽然关于其“共谍”身份的直接证据和细节至今仍有争议，但其在作战计划制定和指挥上的诸多“失误”，客观上对解放军起到了巨大的帮助作用，使其长期被国民党方面怀疑。

熊向晖：引爆胡宗南的“定时炸弹”
潜伏在胡宗南身边长达12年的熊向晖，在内战爆发后被正式激活。1947年，蒋介石调集25万大军，由胡宗南率领，准备闪击延安，一举消灭中共中央。攻击发起的具体时间和作战方案被列为国民党最高机密。
就在胡宗南即将行动的前两天，熊向晖将完整的作战计划（包括部队番号、进攻路线、行动时间）通过秘密渠道送出。中共中央根据这份情报，提前几个小时从容撤离延安，使胡宗南的大军扑了个空。毛泽东将延安称为“空城计”，并风趣地说：“蒋介石的命令，我未到，熊向晖就知道了。” 这份情报的价值无可估量，它再次挽救了中共的领导核心。

渗透的多样化与系统性

除了上述军界高层，中共在其他领域的渗透也取得了巨大成功：

吴石：时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被称为“密使一号”。在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他依然选择潜伏，利用职务之便，将台湾的军事部署、海防要塞图等绝密资料送回大陆。1950年，因叛徒出卖而被捕牺牲，是中共在台最高级别的潜伏者。

何基沣、张克侠：淮海战役中，时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的何基沣、张克侠（均为中共特别党员）率部两万三千余人战场起义，直接敞开了徐州的门户，打乱了国军的整个战役部署，为淮海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傅作义女儿傅冬菊：在平津战役期间，作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傅冬菊，在父亲傅作义身边做了大量的劝说和争取工作，并及时将傅作义的思想动态、军事部署等情况传递给中共，为最终实现北平的和平解放起到了关键的内应作用。

方式手段的成熟：

这一时期的渗透手段更加成熟和系统化。中社部在情报人员的甄选、培训、派遣和联络上都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策反工作成为重要手段，中共利用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官员的腐败以及许多爱国军人对内战的厌恶，成功争取了一大批国民党高中级将领，形成了“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兵败如山倒的局面。

结论：无声战线的胜利之道

回顾1927年至1949年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中共在情报战线上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坚定的理想信念：绝大多数中共情报人员是出于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对建立新中国的渴望而投身这项危险事业。这种精神力量是他们克服恐惧、忍受孤独、乃至牺牲生命的核心动力。

周密的顶层设计：从周恩来创建中央特科开始，中共最高领导层就高度重视情报工作，并对其进行长远的战略规划。无论是“龙潭三杰”的精准安插，还是“闲棋冷子”的深远布局，都体现了卓越的战略眼光。

严密的组织纪律：单线联系、分级管理、绝对保密的原则，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情报网络的安全。即使出现个别叛徒（如顾顺章），也能迅速切断联系，避免灾难性的连锁反应。

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与利用：中共善于发现并利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各种弱点，如腐败、派系斗争、官员的个人野心和失意情绪等，这为策反工作提供了大量机会。

国民党自身的腐朽与无能：与之相对，国民党特务机构（如中统、军统）虽然手段残酷、组织庞大，但其内部派系林立、争权夺利，反谍防谍体系存在巨大漏洞。蒋介石的多疑和个人独断，也使得他无法真正信任和有效使用其特务系统，最终导致在“知己”这一环上输得一败涂地。

从上海的霓虹灯下到延安的窑洞，从南京的总统府到三大战役的战场，无数“听风者”用他们的忠诚与智慧，构建了一条看不见的战线。他们传递出的每一份情报，都可能是一场战役的胜负手，都可能挽救成千上万的生命。这场无声的战争，与公开战场上的炮火硝烟同样重要，共同谱写了决定中国命运的宏大史诗。他们的故事，是理解中国革命胜利背后深层逻辑的一把关键钥匙。